：第五套人民幣100元是您的代表作，該枚鈔票設計有哪些突破？

邵國偉：概括起來有四方面突破：一是改變了傳統(tǒng)框架性結構，有利于鈔票要素和防偽特征的融合，并為整套鈔票的設計形式確定了基礎。二是適應流通需要。正面采用“三大”的設計原則，即人物肖像大，面額數(shù)字大，水印肖像大，有利于公眾識別，更有利于防偽。三是運用現(xiàn)代設計理念。背面主景采用人民大會堂圖案，鈔票設計與主景原素相結合，主景圖采用人民大會堂正面圖案（此前大多數(shù)設計會選擇人民大會堂側面圖案），改變審美視角，把人民大會堂的柱子放在畫面前景，來代表權力機構，把人民大會堂的天頂圖案放在主景的上方，作為陪襯圖紋。四是采用計算機設計制作。以往鈔票設計中，圖稿是手繪的，圖紋是由手工放大制作并由機器雕刻，而第五套人民幣100元的圖紋設計是運用自行開發(fā)的計算機圖紋制作軟件完成的，這也是我國第一次運用計算機設計制作鈔票。

：在第五套人民幣100元設計過程中，有哪些難忘的故事？有無遺憾？

邵國偉：在設計過程中，有三件事特別難忘。一是設計形式爭議。第五套人民幣的設計團隊分別來自上海印鈔廠和北京印鈔廠，設計師們個性都很強，在設計形式的統(tǒng)一方面，設計師們經(jīng)過多次的設計方案篩選、討論和爭執(zhí)，最終確定由傳統(tǒng)框架式結構統(tǒng)一到現(xiàn)代開放式結構。二是鈔票設計與制作時間緊迫。1996年11月中央確定第五套人民幣總體方案，1998年4月中央批準第五套人民幣彩色設計畫稿，1999年10月1日發(fā)行了第五套人民幣第一枚100元。期間從設計到制作，設計師們全身心投入，不分晝夜。當時我負責的100元券的設計時間最為緊迫，1998年我經(jīng)常往返于上海和北京之間來回送稿樣、作修改，很多次都是早上趕到北京，聽取修改意見后晚上趕回上海修改調整。那一年我在北京和上海之間往返三十多次。三是機算機輔助鈔票設計原版制作的艱難。第五套人民幣100元券第一次應用了我們自行開發(fā)的機算機輔助設計軟件進行原版制作。由于是自行開發(fā)，軟件漏洞較多，設計過程中多次遇到在關鍵時刻軟件“死機”的情況，令人懊喪；有許多次為了調整一個圖紋或輸出一張軟片，團隊人員不得不錯過吃飯的時間。

100元鈔票發(fā)行前夕，我為自己的設計作品即將面世而高興，同時也仍有隱憂——盡管此前已經(jīng)檢查過幾十次了，仍會擔心出現(xiàn)文字錯誤或圖案問題。鈔票發(fā)行后出現(xiàn)正反兩個方面的評價都是很正常的，值得欣慰的是我們通過努力拼搏，為印鈔事業(yè)做出了貢獻。

任何藝術都是遺憾的藝術。對于這張鈔票，我比較遺憾的是，由于工藝實現(xiàn)上的種種限制。生產(chǎn)的產(chǎn)品沒有完全達到原版印樣的水平，沒能將人像和圖紋的設計完美展現(xiàn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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